说服他们改变观念很难，研究基金也很难拿到。一开始，正常学术渠道的资金就关闭了--当还有更多重要课题时，为什么会资助这种异想天开的研究呢?Pentland只能向FedEx 和Eriksson这些产业公司寻求支持，他认为这些公司的生意可以从可穿戴设备技术的繁荣中获益。他回忆说，年轻人可以理解，但对一些年长的人来说，可穿戴设备似乎很奇怪。另外，实现他这种梦想的技术还只存在科幻小说中。对于海狸，你可以用卫星，但对于人类，你需要一个能融入每天生活的设备，Pentland 说“把它嵌入你的眼镜、衣服、每一个确切的位置”。但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没有无线，而且还没有因特网。Pentland比划说：“电脑就像一个披萨饼那么大”，事实上，他纠正自己，用手比划出更大的范围，“比那个更大”，尽管那不仅仅像披萨而且也像微波炉那么大了。
Pentland虽然会被尊称为可穿戴设备的教父，但他也有一些老前辈：大约在他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十多年前，数学家Edward Thorp 和计算机理论专家Claude Shannon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装置，主要为了在轮盘赌桌上作弊。这个设备有一个烟盒那么大，通过方向盘和球心获取数据，依靠使用者放在鞋子里的开光：一个连接电脑，一个计时。当球有三个或四个转换离开时，音乐会在赌博者的耳里响起—他会自然地佩戴一个助听器，通过和头发和皮肤颜色一样的电线连接连接电脑。 虽然Thorp和Shannon的发明很具独创性，但它依然还是有线的，只能完成一个独立任务。使可穿戴设备功能和适用范围更广发还需要很多东西。这个“很多”来自于专门为专门为可穿戴技术的研究而设立的“可穿戴技术项目”，它是Pentland1986年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是成立的，后来1998年在Pentland实验室的资助下正式成立实体研究所。 第一款看起来像今天的可穿戴设备的原型在20世纪90年代诞生在这个实验室。到1998年，Pentland的“可佩戴衣橱”诞生，包括有着隐秘且具有高分辨率的计算机显示器的眼镜;带有健康监测器的手表，可以记录用户的体温、心率和血压;可以连接无线网络的腰带电脑;可以用作相机和麦克风的领针;还有设计在夹克里的触摸平板的键盘。 这些发明都由Pentland设计，还有20名学生在实验室帮忙，实验室还是像现在那样运作：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有些貌似后来添加的椅子混在不同大小的模型中间，墙壁并不是他们所想的那样，还有一些小设备和硬件，至今我对它们的认识知之甚少。那些学生们跳华尔兹时戴在身上的硬件是最早的可穿戴设备的原型，逼近，不是很想我们今天看到的可穿戴设备。难道那些健身手环可以监测任何从心率到睡眠周期的个人数据吗?事实是，它们曾经被试图嵌入手表，但他们不仅难看而且功能很少。Pentland和他的学生曾通过嵌入式传感器改变商业，从呼叫中心到投资银行，这也可以规划工作空间和策划会议吗?这些都只有和可穿戴背心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这是一个悬挂在实验室的早期原型，除了连接复杂装置而不是鱼具的电线，它看起来就像渔民服装)。Pentland指出，甚至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一种可穿戴设备—因为我们像戴手表一样常常随身携带着它，也是21世纪才研制出来的，在这之前并不存在智能手机。 关于谷歌眼镜，Pentland一位突出学生，Thad Starner，足以成为最早的开发者了，他的名字取自于Cyborgs的昵称，这是一个可以遮住他们一半脸的键盘监测装置，它的电线覆盖全身，可以连接电脑和单手键盘。他们把他们的可穿戴“宠物”叫Lizzy—源于T型发动机小汽车Tin Lizzy的昵称。当Larry Page 和Sergey Brin 把Starner 挖走，去接手一个新项目时，Lizzy终于成为了谷歌眼镜的一员。
人类动力学实验室夸耀说他们现在已有50名毕业生了。Pentland自己现在已不是一匹黑马--他实际上是校园的宠儿。每个和我谈到Pentland的人，都给予他最高的评价：Thad Starner说他是一个“奇怪”的指导老师;以前的学生Ben Waber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研究者，更是一个出色的良师益友。而且，Pentland能量无限，尤其是对学生。Waber承认：“我觉得他睡眠不多”。 Pentland的奉献在已毕业的学生身上得到了体现，大概有一半的学生在不同机构担任了终生教授，剩下的在企业工作，领导着研究团队或者自己成立公司。大部分的这些公司都是Pentland共同成立、赞助或提供指导的--每一个都致力于为大众研究不同的可穿戴设备技术。 Pentland获得重大关注的最新项目是社会计量器。这个看似简单的设备大致有卡片那么大，配备了一个传感器来测量你的运动，还有麦克风捕捉你的声音，蓝牙检测附近的其它测量器，最后，红外线传感器告诉你什么时候面对面接触了周边的这些人—Pentland相信这些功能几乎哪里都可以用：在医疗环境中，确定某认识沮丧还是生病了;在商业上，公司可以估计员工的幸福指数和生产能力;对于企业家和智能团，这种设备可以使个人和团队的开发与创新能力最大化。Pentland强调，为了缓解公众对泄露隐私的担忧，社会计量器只是记录声音和说话的方式而不是确切的话语。他已经用了将近15年研究这个设备，现在已经有人会几星期一直佩戴着它了。一项调查表明，在玩扑克牌时，社会计量器可以帮助佩带者看清对手的牌，有70%的正确率;另一个调查发现，佩戴着可以在五分钟内判定谈判中的赢家，而且有87%的正确率;另一个调查总结说，在选手参加比赛前，可以准确的预测选手能否成功。 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测量数据已经远远超过最初的这些演示了。Pentland通过在实验室和现场的几十个人类研究得到的数据，他已经掌握了超过一百种指标，通过这些指标你可以了解到比确切话语更多的信息。通过声音和姿势，你可以看出某人是沮丧还是开心，是喜欢还是厌倦。通过频繁的接触交流，你可以了解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你可以区分一个团队是更具创造性还是陷入惰性。似乎你还可以预测帕金森症的发作。 Pentland最新的副产品Sociometric Solutions正在对社会计量器进一步开发利用。截至2013年，该设备已被数十家研究机构和公司使用，包括财富前1000名的成员。去年，麻省理工学院的Waber和Pentland带领康奈尔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去研究他们能否把社会计量器的性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仅仅通过分析某人说话的语气，这个团队准确地预测到了唾液皮质醇的水平可以显示他目前的紧张程度和未来的压力状况。Pentland说：“从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有重大意义。你可以回想起某一天，比如说你去追猎长毛象的那一天，可以知道谁感觉良好、谁不舒服，谁充满激情谁又很低落。所以，我们发展了这些比语言还古老的信号”。又回到海狸事件上，“就像你从外太空看海狸，像Jane Goodall看大猩猩。你是从远处观察的。” 最后，Pentland不仅从太空数清了海狸，还预测了它们将到达的地方，它们将如何互动，他们未来将发生什么--以及所有这些结果能怎样被提高。1988年，他预言“可穿戴设备可以延伸人的感知能力，提高记忆力，对使用者的社交生活给予援助，甚至帮助他/她保持镇定”。有了社会计量器，他想象他们能做到更多：可穿戴设备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提高集体智慧、社会功能水平。 但是，在未来，可穿戴技术提高我们生活和社会水平所需要的客观数据来源得不到保证。就像Pentland最初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这个领域时遇到的困境一样，可穿戴设备技术在今天还遭受怀疑。从西雅图咖啡馆到拉斯维加斯的脱衣舞{敏感词}都完全禁止像谷歌眼镜这些设备。四月份，有个倒霉的谷歌眼镜配戴者—20岁的“商业内部”报记者，在旧金山的Mission区，他的眼镜从脸上被扯下来砸到柏油马路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安可以解释为对技术入侵人类交流的潜在不信任。我们每天看手机多于看彼此，刷Twitter多于真实互动。难道谷歌眼镜或者社会计量器不仅仅是在那些会限制我们社交能力和损害智力的设备中的一员吗? 毕竟，如果我随时搜索你最后讲的话，我会很容易记得你所说的，或者，我会被设置得太早的闹钟搞得心烦意乱。没错，这就是对记忆流失的恐惧--所谓的谷歌效应。如果你可以不断地访问一切，那为何不记住一些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