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5月12日～5月16日，国家发改委价监局许昆林局长率团访问韩国，与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有关官员及相关专家学者举行会议。会议主题包括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和反垄断经济学分析方法及其应用。韩方有关官员和专家介绍了韩国的有关做法和经验。 此后，许昆林团队多次与韩国反垄断机构进行接触，9月4日，在与高通全球总裁德里克·阿伯利（Derek Aberle）第五次会面前，还出席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国际竞争论坛。 多 位了解进展的反垄断领域的资深学者评论说，高通必定是这几次会面重点谈及的问题。目前反垄断执法领域，国际上相关执法机构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非常顺畅，也 充满着合纵连横的意味。一般一旦某个重大跨国公司的反垄断案件在某个国家顺利判罚结束，这个判决相关的办案细节，便会迅速传递到其它国家，以便形成联合围 剿之势。 时代的大潮也转向了更有利于执法的环境。在3G时代，全球主要的风潮，便是保护标准必要专利的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现在，风潮已经转向集体向高通发难。 高通的专利许可收费模式，从出生开始，就陷入全球争议的焦点。 高 通公司2013年财报显示，该公司的营收总额为248.7亿美元，其中78.8亿美元的营收来自于专利授权业务，占总收入的30%，值得注意的是，从利润 表来看，专利授权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高于87%，达芯片业务的两倍之多。也就是说，专利授权业务以30%的营收占比，为高通贡献了高达87% 的税前利润。 一位接近工信部人士对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解释说，高通的专利比较特殊的是，它的很多专利属于标准必要专利（SEPs）, 也就是说，其他厂商在实施相关标准时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该类专利。 前 述工信部人士继而表示，这些专利成为市场上的产品标准，比如CDMA标准，尤其是电信领域，标准化特别重要。这是由于如果一个产品不能和另一个产品互联互 通，价值就很小。而实施这个标准的时候，是肯定要用到这个技术的，那么该如何定价，是否由高通来一口价？ 如果高通去定价，出现了搭售，以及区别定价的问题，是不是一种垄断行为？ 因为这种专利许可模式一旦发展进入极端，则会抑制执行方的成长空间。 在 一个非公开场合，华为一位高层透露说，许可费是实施方最头疼，最难处理的事情，因为经常会遇到一个标准中有很多个权利人来找中国厂商收费。华为制造通讯设 备或者手机，用了一个标准，标准里面有5～10个必要专利权人，每个人来找华为的时候，都说我要你销售额的1～5%，甚至最高的到7%。如果有10个人的 话，可能把产品销售额的50%都给收走了。 “而这些权利人应该主要指高通，或是与高通模式类似的公司。”上述接近工信部人士评论说。 经 过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高通已经开始遭到全球集体抵制。在标准化组织IEEE（国际电子工程师协会）8月在北京召开的闭门会议上，高通遭遇集体反抗。会场 上吵成了一锅粥，实施方Intel、 微软、中国的华为，与手持专利技术的诺基亚、高通博弈的结果是，标准化组织主张，要开始限制以高通为代表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权利。即一般情况下，不允许 专利权人针对标准必要专利去申请禁令。只有在许可费达不成一致起诉到法院，并且法院做出裁决之后拒不执行的情况，才允许申请禁令。 “从这些事实来看，中国的反垄断也是顺应全球风潮。”上述工信部知识产权中心人士评论说。 但 是他亦表示，对这股风潮本身也应当有所反思——标准在广泛受到接受之后确实有很强的的锁定效应，但这却不是白来的，标准所需的各项核心技术，都需要大量的 研发投入，专利权人在标准制定之初，面对不确定的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需要谨慎决定是否将专利权纳入标准。如果对其限制过多，专利权人会倾向于不再参与标 准制定。 以往较为依赖高通芯片的苹果手机，也开始试图摆脱这种依赖。通过逐步自主研发基带芯片，并与芯片供应商intel谈判，希望将芯片供应来源多元化。 另一个让中国执法者更有底气的谈判筹码是，中国4G市场的蛋糕足够诱人，已经让高通不能放弃。 除了根据高通公司公布的财务报告，截至2013年9月29日，高通全球总营收额达249亿美元，其中在中国市场营收额达到123亿美元，占比达49%。 与3G时代不同，中国主导研发的4G技术，这次也拥有了高通的深度参与。随着4G网商用大幕开启，高通也马上要收到回报了。 目前国际上的4G标准主要是中国主导的LTE TDD(也称为TD-LTE)和更多主流运营商通用的的LTE FDD。去年年底工信部给三个运营商发了TD-LTE的运营牌照，进入正式商用阶段。在今年4月，工信部又发了LTE FDD的试用网许可证。 业内心知肚明的是，这是为了让中国主导的技术先领跑一段时间，但最晚应该也会在今年年末放开LTE FDD的商用。 由于在3G时期领到一张相对落后的牌照，中国移动早早开始了对4G市场的布局，目前在全国300多个城市有4G覆盖，即由中国主导研发的TD-LTE。 从技术角度说，中国主导的4G标准TD-LTE已经发展到了全球有70多家运营商在用。高通也从最开始抵制TD标准，转变为到2005年开始，就全面参与了TD-LTE标准的制定，并在其中拥有了不少专利。 在4G手机LTE芯片领域，由于之前的积累，高通拥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占比高达90%以上。但运营商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高通的芯片成本过高，抬升手机售价，很可能影响入网用户数量，进而影响整体话费收益。 “如果高通为合约机设计的芯片系统过于复杂，很可能导致运营商需要全网升级，不仅会延长网络升级时间，还得要做大量测试，就额外花费巨额资金。” 前述运营商人士评论说。 定罪高通 当年轻且急于立威的中国发改委价监局，遇上已经有丰富的反垄断反侦查经验的高通公司，这种博弈便成为刀刀见血的华山论剑。 联 合国贸发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处法律专家徐明妍对本报记者说，在全球价值链中，跨国大企业往往持有重要专利，并且凭借纵向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 的企业实施不公平的交易条款，而反垄断是对抗这种不公平交易的武器之一。因此，知识产权政策和反垄断政策可能发生冲突，各个国家必须做出政策选择。 徐明妍表示，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区别于欧美国家发达国家，如李克强总理所阐述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要有包容性，也就是要考虑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机会，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消费者被剥削，从而最终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受损。 需要注意的是，这对反垄断执法者提出了相当高的挑战。 一位曾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工作过的人士对第一财经客户端记者评论说，反垄断是新生事物，中国处于转型期，很多都处于建章立制的阶段。中国要完成转型，建立制度，完善道德和法律约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也要一步一步地做。 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咨询组成员张昕竹，便是这漩涡中的第一滴血。 8月18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月度例行发布会上证实，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规则》有关工作纪律的规定，于今年7月30日被解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