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客群体的融资之困 也许，在即将到来的软硬结合的大时代，属于创客们真正的机会是让成就一千个小而美的公司成为可能，而不是杀入到只有一个巨头的红海市场中成为炮灰。 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可能趋势则是，对于创客来说，传统VC的模式未必行的通，众筹和P2P的预售将会更能够支持小团队走的更远。 汤亮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创业者，他在深圳华强北组建了一个只有5人的创业小团队，生产被称为高阶树莓派的开发板Cubieboard，他和其团队在国外众筹平台Indiegogo上也募集了9.5万美元的融资。不过，即便没有外来资金支持，汤亮这个小团队也能够活的非常不错。据李大维介绍，Cubieboard开发板年产2万台，年销售可超过100万美元，利润也有60万美元，5个团队成员平分，每人每年也能有过百万的收入，而且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上一次聊天我就问他们，你们未来5年的打算是什么?他们这个生意在未来5年内不会消失，可能今年两万片，明年3万片，后年4万片这样慢慢的翻上去。 我说你们现在没有去想找VC，有一整批VC会排队见你们，但是一旦你们接入了VC就是要赌的，意味着你们要放弃未来5年很稳定的收入去面对更大的风险，跟VC赌一个大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讲故事的。”李大维说。 “所以我就问Cubie团队，你现在这种收入买房结婚到三十多岁基本上可以靠这个退休，那个是可以选择的生活;还是说你现在要趁着年轻趁着手上有一副好牌去赌一把，赌的话就意味着要和国际顶端的开发板制造商一起竞争。” 事实上，对于创客创业来说，Kickstarter为代表的众筹模式其实为他们带来了传统VC渠道之外的另一种路径，VC是永远需要故事的，他们明知投的产品中十个有九个可能会失败，只要赌对一个就能退出，好的故事往往意味着产品要从小众细分走向大众市场，但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创客并不具备逐鹿大众市场的实力，当然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VC的互联网从业经验某种程度也决定了他们做事的方式。 但是这一波开源硬件为主的创业完全是和互联网创业不同的概念。一个创客有了想法后做出原型，他可以通过Kickstarter这类众筹平台募得启动资金，然后找Seeed Studio这样的平台做小批量的生产，年产数千件，利润超过30%足以让团队活下去，在现金流稳定增长几年之后再伺机切入更大的市场。 不过，并非所有的开源硬件创业者都会甘心耕耘一个小众市场，很多时候，就算他们有心，迫不得已引入的投资人也未必允许他们毫无作为。 公司位于上海的胡俊峰今年30多岁，是一位成熟创业者，他的创业项目SmartWallit 智能钱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Kickstarter上募集超过7万美元，胡俊峰自称是国内创业团队中上各种众筹平台最有经验的，但是对于他们的团队，参与众筹更多还是为了宣传。 SmartWallit 是一个基于蓝牙4.0的智能钱包，准确的说，它是一个可以挂在钱包上的卡片，通过蓝牙通讯与手机连接，当钱包与手机距离超过一定范围时(25米)，两者都会发出滴滴的声音提醒用户出门不要忘记带手机或者钱包。当用户的钱包找不到时，点击手机专用 App，SmartWallit 便会发出响声，同理，找不到手机时，按下 SmartWallit 的唯一按钮，手机便会发出声音。 防丢之外，SmartWallit 集成了一个三轴加速度计、光线感应器和距离感应器，当用户打开钱包时，手机会推送一条“钱包被打开”的消息，地理位置、时间等相关信息也会自动发送到专用 App 中，帮助用户进行财务管理。 作为一个极具想象力的产品，胡俊峰最近却在为融资问题头疼。 SmartWallit请了顶尖的瑞典设计团队做的设计外包，按照胡俊峰最开始的想法，他希望把这款智能钱夹做成高利润附加值的产品，年产不超过4 万台，营业额超过1000万，先走细分市场，再利用销售资金慢慢迭代产品，几万的销量不会引起华强北的注意，反而能够帮他实现更多关于产品的创意。 但是资本等不了他们的按部就班。 “现在看，我们第一轮天使融资的50万太早了，一下拿去20%的股份，第一轮天使等了我们七八个月一直没出成绩，迫不得已我们就孤注一掷上 Kickstarter，当时追求的是必须一炮而红，否则在7月我们预计的产品出来之前是没有收入的，投资人也着急，还好通过Kickstarter的宣传效果有新的投资人找来了，pre-A的意向投资人就觉得我们第一个天使轮融的太早，为了避免股份被过度稀释必须尽快做大跨过A轮直接进B轮，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必须要铺开，还要有一个大的故事。”胡俊峰说。 在新进入投资人的设想中，SmartWallit要想有一个大的故事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住记账这个用户需求把硬件做得足够便宜甚至不赚钱。 例如，钱包打开之后传感器可以判断用户每一次消费行为，提醒并协助用户记账。比如说用户一天打开十次钱包，每次可以收到声音提醒，用户可以当场记账或者当场不记选择回家再记;当发现某条记账是误操作，可以拍两下钱包就把它删除。这不仅比随手记那种主动地记账软件要更加便捷，当这个融合了记账和防丢于一身的智能钱夹量足够大时，将会带来一种史无前例的最精准的消费者消费洞察数据，其商业想象空间巨大。 这样的故事要求胡俊峰要能把SmartWallit的价格做到数十元人民币，利润做到忽略不计，从而将自己放到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商业赌注中去。 最新消息是胡俊峰取消了pre-A意向投资人的融资协议，开始接触其他的投资方，无论如何，他已经很难再回到一种在小众细分市场追求高利润慢慢迭代产品的创业路径中了。 北京 跨界融合诞生新机会 与深圳优良的创业土壤、火热的创业氛围以及上海的冷静和回归本质的创客文化不同，北京的创客空间更多在追求跨界中寻找价值。 作为互联网时代中国当之无愧的中心，北京积累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师人才;同时高校的云集也让北京拥有丰富的艺术和设计的人才资源，当创客们不是直接地追求产品的商业化时，这种跨界的碰撞很有可能诞生出意外的价值。 “每次到北京，如果有时间我会必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中央美院。他们代表了创客的两端，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设计。设计解决的是我要到哪里，我要做什么，技术解决的则是从A点到B点如何实现，两者缺一不可。”潘昊说。 而在北京创客空间创始人王盛林看来，创客的本质就应该是一种跨界的思维碰撞，不同背景的人取长补短，才能产生非常规的创新。 在王盛林的计划中，北京有很多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他们其实都会做一些实体项目，并不是狭隘的硬件创业，把这些资源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将会产生更大的机会。 王盛林确实也是这样的跨界背景：他本身并非技术出身，读的是商学院，在乌克兰教过书，与艺术圈和电影圈都有联系，又能搞定中关村管委会这样的政府机构，善于言谈，更擅长商业资源的整合，这也是早就出现在北京创客空间风格的一个原因。 当然北京的创客群体中也有不少原教旨的创客，北京创客空间最早的创始人肖文鹏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2007年，高磊在折腾一个搭讪器的项目，曾经到北京创客空间寻求过帮助。 “我那时候做搭讪器，硬件部分搞不定，就找肖文鹏帮忙了。他当时还在IBM，是典型的工程师，特喜欢做东西，自己做了一个博客，把很多想法都共享出来。他是那种受西方创客文化影响非常重的人，骨子里热爱这个。但是那个时候北京创客空间的条件非常艰苦，就在崇文门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非常破，后来它的合作伙伴王盛林跟中关村管委会把更大的场地谈了下来，情况就有了转变。”高磊说。 在王盛林看来，创客不能只是一群狭义的热爱折腾硬件的工程师，应该引入更多跨界的人才参与进来，首先要做的就是促进一种开放的交流。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创客空间，为此王盛林一方面向中关村管委会申请了200多万的3D打印机等设备，力图打造国内最大环境最好的创客空间;一方面则是举办各种面向菜鸟的创客工作坊和参加尤伦斯艺术中心的艺术展寻求跨界资源。 “最近很多人问我可穿戴硬件最关键的是什么?我认为第一它必须是一个闭环的生态系统，还用过去硬件的玩法，必死无疑;第二是一定要能把它做成一个时尚产品，Google Glass事实上已经失败了，叫好的不少却很少有人愿意真的花钱买，因为他还是在做一个科技产品。”王盛林说。 在王盛林看来，正如之前女人不抽烟，后来通过广告当抽烟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越来越多女人开始成为烟民。创客们做硬件创业也好，做可穿戴也好，当他们打入到跨界的圈子中去，也许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例如，现在一些创客在做智能钱包，如果Cucci出一款智能钱包，更贵的价格，买的人也会趋之若鹜。 对于北京创客空间来说，王盛林的构想中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针对创客的孵化器，不仅体现在能够帮助普通人也能做出硬件产品，更在于跨界的人才在创客空间中碰撞诞生伟大的产品创意，一旦有团队能够做出产品原型，创客空间可以帮助创业团队对接小批量生产的产业链伙伴，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是，一些足够有趣的创客做的产品原型可以被拿到尤伦斯艺术中心之类的时尚和艺术展览中卖，并有可能帮助创客们找到潜在的跨界合作伙伴。未来如果有创客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上 Kickstarter，王盛林还能介绍专业的视频制作团队和市场推广伙伴，让创客的产品被更多非硬件领域的人知道。 创客的本质就是一种多元、分享和跨界，或许对于现在总是觉得自己一不小心就会跨入红海的创客们来说，用一种跨界的思维去看待自己做的事，还真的能够柳暗花明又一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