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7月30日下午拿到SMIC的库，那时侯离tapeout只有两个星期了，而且SMIC的库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不得不一边发现并修改库的bug一边把物理设计向前推进。这真是做得最辛苦的一次物理设计，连续的熬夜搞得我们吃饭也没胃口，每天只在晚饭时吃一顿。室里的刘凤芹老师看我们不去食堂吃饭，每天早上都熬一些紫米粥来给我们喝，我爱人有时候晚上也给我们熬些鱼汤什么的。8月10日下午布完线后心里塌实了一些，我和钟石强、杨旭去四环志新桥边上的一个粥铺吃晚饭，才觉得饿坏了。 吃完后数数桌上竟有17个空盘子，出来时撑得腰都弯不下来，三人一路走回中关村。 布完线后我们又根据分析的结果做了些手工调整修复信号完整性问题和进一步降低延迟，并修复了DRC和天线的问题。到8月12日中午LVS经过几次修改也基本通过，我们觉得差不多了。那天正是农历七月半，因此在加上guardring后趁计算机做最后的LVS检查时我和钟石强、杨旭去天安门广场瞻仰毛主席去，可惜那天下午纪念堂没开，我们只好绕纪念堂一圈回来，路上猛然想起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于是约定把明天tapeout的这个芯片的起名叫MZD110。 回到所里时没想到刚才LVS运行的结果还是有错。于是赶快对刚加的guardring进行检查。guardring是围绕芯片最外边的一圈保护环，奇怪的是加上guardring后LVS检查就显示芯片里边的逻辑有错，去掉guardring后再检查芯片里边的逻辑又没错。那天晚上一直在找这个问题，黄老师也跑过来帮我们一起找。第二天天亮后就要tapeout了，但一直到后半夜还搞不定。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真是又困又累又着急，几乎要放弃。快天亮时王林楠重做的guardring做好了，又折腾了几次LVS检查终于通过，这时候清晨的阳光已斜斜地照进机房。把文件传给 SMIC后我们又取回来再做一次LVS和DRC。计算机在运行时，我和杨旭斜靠在椅子上等待。杨旭说：“昨天晚上真怕睡着，我有时候靠在椅子上歇一会儿，看见你们躺下了就赶忙起来，怕咱们三人都睡着了就不知道睡到什么时候了”。这句话让我十分感动，因为昨晚最困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一直用这个念头强撑着不敢闭眼。那时候我们已经连续十几天没有正常休息而且莫名其妙的问题搞得我心力交瘁，我第一次感到人的体能是有极限的，人的精神是会崩溃的，真想一觉睡过 tapeout的时间算了。我仰头看着天花板，好不让杨旭看见我的眼泪，很动情地说：“杨旭，你有这样的责任心，以后在我们这里肯定前途无量”。杨旭是刚从微电子中心毕业后到我们这里来工作的，他还没有到所里报到，就先来跟我们一起苦熬。 我经常把我们课题组比做一个硬骨头连队，把自己比做连长。在狗剩1号流片成功后，我这个连长得到了很多本来应该属于全连的荣誉，包括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并受到总书记的接见，而每天跟我一起冲锋陷阵的兄弟们什么也没有。我真是愧对他们。 去年在狗剩1号tapeout之后，我曾经说，我觉得三个都能成，如果两个成功也可以接受，如果只有一个成功我会觉得比较失败，如果全部不成功那就没有天理了。但狗剩2号tapeout之后，我对A方案和B方案都没有必胜的信心。但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全组已经尽了最大努力，Godson-2的设计比Godson-1辛苦得多，难度大得多。在狗剩1号发布会后狗剩2号的工作才全面铺开，10个月后我们就完成了这么复杂的设计，没有全组兄弟们玩命的工作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即使流片不成功，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以前的至少90%的工作没有白费，即使这次不成以后总会成功的。 9月5日下午我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收到了狗剩2号的A方案的芯片，当晚我组织了联调，虽然在加电后很快就能够启动一个简单的BIOS系统，但系统运行得很不稳定。在连续三天的调试后，我们虽然得到了一些有用的结论，如验证了跨时钟域的信号握手机制，但一直无法让系统稳定运行，因此我决定终止继续联调并给李老师和唐志敏发EMAIL报告了这一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