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在狗剩2号的RTL设计过程中，SARS在北京肆虐，并给我们极大的考验。那时候所里的政策是所里不统一放假，但各个部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放假。我和唐志敏商量后决定我们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并适当减轻工作强度。我们要求凡是乘坐公共交通系统上下班的都不来上班，晚上9点前必须下班，每天的中饭和晚饭由室里统一安排在办公室吃。至于外界的来访，所里早就不允许进入北楼了。此外，所里和室里都给我们发放了有关的预防药物，我们自己也买了一些。在这段日子里，虽然我们的进度被迫放慢了一些，但依旧不断地向前推进。我在为全国人民面对灾难时众志成城战胜非典的精神所鼓舞的同时，也为全组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坚守岗位所感动。 2003年3月份我们开始部署狗剩2号中用到的一个9个端口的寄存器堆的全定制设计。为了保险，我们部署了两套方案来设计寄存器堆。首选方案是请一个大公司帮我们做这个寄存器堆，同时作为与中科院微电子中心的合作请微电子中心设计同样的寄存器堆作为备选方案。由于首次流片主要是对设计的正确性和结构性能进行验证，因此首次流片除了寄存器堆外还是用ASIC的设计方法，并准备用中科院EDA中心的Synopsys工具进行布局布线以减少购买EDA工具的费用，因此在5月份之前物理设计组的人员也对 Synopsys的工具进行了进一步熟悉。2003年5月份开始狗剩2号的物理设计正式展开。从5月初到6月中下旬，我们对使用的方法和流程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比较和确定，尤其是关于是否使用层次化设计方法、使用何种WireloadModel、以及Floorplan的方案等进行了反复的试验和尝试，并最后确定方法和流程。到6月底时确定了布局布线的方案并基本完成了布局布线，与流片厂家TSMC联系好准备在7月10日前tapeout。本来一切都在“ 掌控之中”，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却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第一件事情是在6月底完成FPGA验证平台建设后，在用该平台运行SPECCPU2000程序进行性能分析时有一个程序的浮点结果有时正确有时错误。 由于其它程序都运行正确，而且操作系统对虚地址CACHE支持部分还有bug，因此刚开始我没有认为RTL有问题。7月2日下午，张福新在机房中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还是RTL有问题”，这句话使我心烦意乱，放下正在看的布线工具文档，决定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在随后的几十个小时中，我们使用FPGA验证、C模拟器、以及RTL仿真对这段出错的程序进行追踪。终于在7月4日早上找到了一个RTL的bug。好在问题只涉及局部的设计，我们修改完RTL后通过手工修改网表花了一天就完成了ECO的布局布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想歇会儿，负责全定制寄存器堆仿真的王林楠报告说寄存器堆不能正常工作。我刚开始不相信，因为为我们设计寄存器堆的C公司是业内非常有名的大公司。但不同的仿真结果都说明寄存器堆有问题。我们花了两三天才说服C公司的设计人员认识到设计错误并且改正过来。此后我们又对寄存器堆做了更多的仿真，并跟一个工具的bug斗争了几天几夜。在此期间，微电子中心的黄令仪老师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否则我们不会这么快对寄存器堆的设计有深入的了解。 由于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到7月14日我们终于把狗剩2号的第一个设计tapeout到TSMC时，我们已经连续在机房不分昼夜地干了十几天。但由于在临tapeout前曾经发现寄存器堆设计的问题，因此tapeout之后也不敢松懈，继续对寄存器堆进行分析和仿真。由于EDA工具对较大规模的模拟电路没有有效的支持，主要依靠设计者的经验，我们也请一些电路设计高手帮我们进行分析。经过一个多礼拜心惊肉跳的检查，在排除了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问题后，最后一个关于电源地规划的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了我在此后的几十天中的一块心病。设计者似乎在这方面有疏忽，在最离谱的地方，几十毫安的电流只用了0.28微米的地线。我们与C公司的工程师联系时，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反而说过多的电流会通过衬底流掉。这时候我们在很多高手的指点下已经对全定制设计有所了解，觉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此在与C公司反复交涉得不到他们的积极配合后决定起用备份方案，再做一个流片。刚好黄老师她们做的寄存器堆也已经完成了。我们把已经tapeout的第一个芯片叫做狗剩2号的A方案，把准备做的叫做B方案。 在我跟李老师和唐志敏提出再做一个流片后，他们提出这次可以在SMIC流片，因为刚好Artisan为SMIC做的库在6月份发布了。事实上，李老师在去年就提出狗剩2号在SMIC流片，我不干。这次我也是不大愿意，因为我那时对SMIC不了解。李老师说，我们自己希望别人支持民族产业，用我们的芯片；而我们自己不支持大陆厂家，怎么行。我还是不愿意。后来有一次在所里培训时碰到李老师又说起了这件事。他说：“不管SMIC的工艺怎么样，总得有人去试，大不了不成功，下次再来”。我说：“要的就是您这句话”。因此就定下来8月份在SMIC流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