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9年倪光南离开联想集团，之后再无担任企业要职，而是潜心于在中国推进开放源代码Linux操作系统和国产软件业的发展，其间关于对微软垄断的“声讨”和对于中国政府软件采购的奔走呼吁让人记忆犹新。 “对于人生，我的理解是不要计较小事，不要急功近利，要看得长远一些。”阅尽千帆后，倪光南淡然一笑，感慨颇多。“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有不同的挑战。推广国产文档标准UOF，让其成为中国的事实标准是我目前的最大挑战”。谈起手里的工作，69岁的倪光南双眼放光，神采飞扬。 “我这一辈子都在致力于把科技成果产业化。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做得还很不够。”曾作为联想集团的共同创始人和总工程师，倪光南主持开发了联想式汉字系统和联想系列微型机，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为联想集团带来了巨大经济收益。历经辉煌和坎坷之后他认为，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对于自己，是穷尽一生的挑战，自己只是信息领域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而已，不是什么“家”。 多年来倪光南一直在问自己，有没有虚度年华，有没有蹉跎岁月？“我的答案是，年轻时往往将事情想得很简单，后来才知道做成哪件事都不容易，一个人能做的事很有限，我认为，只要自己尽力就行了。” 在倪光南办公室的书架上，有几本书引人注目——《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怀念王选院士》、《联想少帅杨元庆》、《Linux内核源代码情景分析》。 “在外国跨国公司中，微软的垄断是最突出的，如果微软没有被起诉，其他跨国公司被起诉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大” 《数字商业时代》(以下简称记者)：几个月前“反对微软的微软格式成为国际标准”获得了成功，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倪光南：中国在去年9月的投票中，反对微软主导的OOXML文件格式成为国际标准，这是因为OOXML在开放性、技术成熟性和知识产权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很多国家也像中国一样投票反对。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有反垄断的愿望。因为OOXML基本上是微软公司一家的产品——微软Office 2007的技术规格，它不够开放，人们担心如果它成为国际标准，可能造成微软Office 2007的新垄断。所以，这种反对意见表明人们希望文档格式标准能真正的开放，希望在办公软件领域能形成公平的竞争。 到今年3月底，各个国家无论原来是赞成的还是弃权的都可以对自己当初的投票态度进行修正。到今年3月底以后，就会有一个新的统计。有人会误认为是另外一次投票，实际上这是在原来投票基础上的改变，如果你不需要改变态度就不需要再次表态。 记者：您觉得今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施行后，微软是否会因为它在中国的强势地位而遭遇反垄断起诉？还有什么跨国公司将面临这样的危险？为什么？ 倪光南：由于过去我国没有《反垄断法》，所以外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垄断程度及其危害是很严重的。今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施行后，基于微软在桌面操作系统、办公套件等方面占据垄断地位，参照其他国家的情况，微软有可能遭遇反垄断起诉。如果不起诉，中国就是一个例外情况了。不过，反垄断起诉一般是由政府机构发动的，一般企业没有实力发动这种牵涉面广、旷日持久的诉讼。将来在中国，反垄断起诉应当由哪个机构负责，或需要建立什么新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还不清楚，所以什么时候会发动还不能确定。在外国跨国公司中，微软的垄断是最突出的，如果微软没有被起诉，其他跨国公司被起诉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大。 “联想要考虑尽可能地往产业链高端、价值链高端去做” 记者：多年前关于联想的“贸工技”与“技工贸”之争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您从联想研发走过的“之字型”道路的反思中提出，企业要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首先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指导思想？ 倪光南：在联想的七年“贸工技”阶段(1995~2001年)，公司取消了研发，用相当于数百年研发经费(90年代初期公司研发经费每年300多万元)的巨资，在惠阳建设“亚洲最大的板卡生产基地”。幸亏杨元庆领导微机部将“技工贸”阶段创下的微机业务发扬光大，才有联想的今天。联想的品牌和微机业务都是“技工贸”阶段创下的，“贸工技”阶段的成果——“生产基地”，不是联想真正需要的，等到杨元庆上台后，“生产基地”就被联想剥离出去，联想又重新抓研发、强调创新，可是已经延误了七年。 一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选择“贸工技”或“技工贸”或其他策略，不过，说联想起家是“贸工技”就是不尊重历史，有意抹煞“产学研”的贡献。高技术企业不能靠“贸工技”起家，这方面宏董事长施振荣先生说得很明白。施先生有个“微笑曲线”理论，说PC产业的高附加值或是来自于创新，或是来自于品牌和规模效益，简单的加工组装只能取得低附加值。所以“贸工技”在企业起家时是不可取的，因为小企业做贸易不可能取得品牌和规模效益。 你看，四通、联想、方正等等，起家初期都是走“技工贸”，靠的是创新技术和产品。那么有没有初期搞“贸工技”的呢？也有，如信通、科理高等等，但都不成功。今天搞风投的人很明白这个道理，你找风投，如果你有创新，他感兴趣；如果你没有创新，他就不感兴趣了；如果“贸工技”可行，还要风投干吗？ 记者：2004年12月联想并购IBM的PC部门曾被喻为是“蛇吞象”，到今天您认为联想的国际化之路走得如何？ 倪光南：中国企业走国际化道路充满了很多的风险，有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杨元庆用并购的方式是一种尝试，希望他能做好。 我们曾经看到HP并购康柏不是很成功。联想并购IBM如果能够做得很成功，也将为中国企业和全球其他企业带来成功经验。 目前看来，我觉得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情况在朝好的方面发展。 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需要探索各种途径，华为、联想、海尔等等都在走自己的国际化道路，希望他们创造出经验来，带动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记者：PC行业早已进入微利时代，一台PC的毛利不足100元，那么，在您看来，联想应该如何冲出竞争惨烈的红海，去找寻自己的蓝海？ 倪光南： PC产业的上游，像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的利润很好。联想是在它们的下游，但是利润比一些小的公司还是要好，联想有自己的品牌、有很大的规模，相对来说比一些其他PC公司的盈利情况要好。 当然我们看到利润更多地集中于产业链的上游，在那些掌握标准、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手中。所以我建议，联想要考虑尽可能地往产业链高端、价值链高端去做。这个不是很容易的。 我觉得联想在杨元庆做CEO以后很重视研发。在研发投入方面我很羡慕现在联想的研究部门。当初我在联想的时候投入几百万，但是几百万我们还是干了不少事情，当然，也是靠“产学研”。杨元庆的研发投入很大，在他领导下做了超级计算机、安全芯片、发起做闪存标准等等，都是有成果的。 “我主张利用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拉动中国软件（爱股,行情,资讯）业的发展，中国完全有可能依托这个市场建立一个自主、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 记者：业界认为，中国软件业和印度软件业的龙象之争在21世纪将愈演愈烈，并将改变世界软件业格局，在这场争斗中，中国软件业将如何应对才能拔得头筹？ 倪光南：从中国媒体宣传“印度模式”到现在，五年已经过去了，但像印度那样的离岸外包业务，在中国整个软件业中只占3%左右(2006 年中国的离岸外包为20亿美元)。事实表明，中国软件业市场贡献主要来自国内，来自国外的部分很小，即使是软件“出口”，2/3也是嵌入式软件的贡献，是华为、中兴等等的通信设备出口中所包含的嵌入式软件的贡献。事实也表明，在中国照搬印度的模式是行不通的。 当然，软件和服务的“外包”比重在不断增加是一个趋势，这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信息化需求中也包含许多“外包”业务，但这并不表现为“离岸”外包业务，而是表现为国内市场中的软件服务和系统集成等业务。 中国这一巨大内需市场是印度软件业所没有的，中国软件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有固有的优势，我们主张利用中国巨大的内需市场拉动中国软件业的发展，中国完全有可能依托这个市场建立一个自主、完整的软件产业体系。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外包”，只要有“外包”需求，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应当努力去做。问题是，有人只看到印度那样的“离岸” 外包，忘记了中国巨大的、全面的国内市场需求(包括国内信息化需求中的软件和服务外包)。问题的实质是：发展中国软件业应主要依托内需市场，还是主要应依靠“离岸”业务。如果将中国信息化市场拱手让给跨国公司，然后再接跨国公司所不愿干的低附加值的“离岸”外包，这显然是本末倒置、舍近就远。 希望通过这五年的实践，更多的人会明白中国软件业应当首先依托内需市场的道理，等到我们的软件企业壮大了，我们将会走向世界市场，即使是那时，中国软件“出口”的贡献中也将包括嵌入式软件、“离岸”外包、各种软件产品等等，也不会像印度那样，主要是“离岸”外包业务的贡献。 我们注意到，夸大“离岸”外包在中国软件业的作用，也是受到外国咨询公司的影响。比如在2002年，微软曾支持麦肯锡公司作了一个关于中国软件业的报告，它就主张中国不要发展操作系统这样的基础软件，而应当像印度那样主要发展“离岸”外包。观点由立场决定，他们对中国软件业出这样的主意也是不足为奇的。 记者：中国本土的软件业老大用友公司提出2008新政，宣布将实行第二次转型，以完成公司从10亿到100亿规模的大突破。由此我们看到，中国的软件企业都站在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实现从优秀到卓越成为了最迫切的课题。您认为，中国软件企业的路在何方？ 倪光南：作为一个纯软件企业，用友软件（爱股,行情,资讯）能够有10亿元左右规模，在中国算比较大的，但是与国外的软件企业比较差距很大，例如和微软、IBM等比，差距很大。我觉得中国软件企业怎么能够更上一层楼，特别是这些成长型的公司，最终还是要利用好中国国内市场对信息化的巨大需求这个历史机遇。 随着我们信息化的推进，现在提倡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所以我们软件企业要尽可能在国内市场中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另外一方面政府也要给予支持，帮助它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