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之时，我恰好在美国。美国的电台也有转播，但很遗憾，我看到的节目在解释香港为什么会到英国人手里时，用的都是“鸦片贸易”这个词；而且节目过程主要穿插的都是一些中国的负面的新、旧闻。那时，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人普天同庆的日子，并不是世界人民共同庆贺的日子。
而紧接着的7月4日又恰好是美国的独立日，让我又充分地领略了美国人的爱国热情，美国的国旗随处可见，人们毫不掩饰自己对国家的热爱之情。由于那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确实有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原来世界人民都热爱自己的祖国！
后来，和西方人的交流越来越多，结识了许多国外友人。个人感觉，他们大多都很有修养，有独立见识，对中国人也很友善。1996年我到英国访问时，许多人见了我首先会问我是否是日本人，在我参观过的一个教堂里，也只有日文介绍而没有中文的。等到十年后的2006年我到法国时，居然有一些法国人见我们是中国人会直接用“你好”来打招呼，各地方的主要参观景点也都有中文介绍。当时让我颇有感慨，觉得这些年中国的影响力确实大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重视度确实提高了。
这次在伦敦、巴黎的火炬传递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冲击，实在是出乎所有国人的意外。我也确实没有想到那个我访问过的、华丽的、友善的巴黎，会故意怂恿藏独分子出来冲击圣火，并以羞辱中国而沾沾自喜。
这些日子，我几乎天天都看有关圣火传递的报道，特别关注海外华人、留学生的游行集会，他们以此来抗议媒体不公，抗议CNN及卡弗蒂的种族歧视。对于他们的爱国行径，我从心底里非常支持。
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不认为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才引起了“西方文明”世界的抗议。而是“西方文明”特有的贵族式的“傲慢加偏见”引发的，集体的有意识的对中国发泄不满的一次行为。只是奥运和火炬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表演”舞台而已。
因为“傲慢加偏见”，所以西方许多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五十年以前”，同时又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强烈不满，甚至是嫉妒。西方贵族眼里的“穷人”如今要和他们平起平坐了，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不快。这是没落贵族的心态和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西藏骚乱在他们的眼里是和平示威；烧死五个花季少女的暴徒他们不能公然称之为英雄，就装聋作哑；就连藏独分子去欺负手持火炬的残疾火炬手也能得到巴黎市民的默许。
有人建议，我们应该加大对西方的宣传以解决“西方文明世界”对我们的偏见。我认为这样固然能说服一些人，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文明的“傲慢加偏见”，却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试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对你怀有很深成见的人，无论你如何表白，甚至铁证如山，也不可能打动一个对你完全不信任的人。成见和偏见会让人们变得盲目，不仅会对事实忽略不见，还能对事实进行合乎自己情理的修改和剪辑、拼凑，成语故事“疑人偷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知道，西方文明世界里有许多非常友善的人们，但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对中国怀有偏见甚至敌意的人，在巴黎的圣火传递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媒体里得到的信息是大多数的巴黎人对我们不友善，甚至出现抢夺五星红旗，殴打支持北京奥运会的留学生等恶劣事件。在这样的事件里，也许我们仍可认定大多数法国人是对我们友善的，但我们绝对不应该再去低估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文明人”了。
1996年我在英国时，一对对我非常友善的英国夫妇曾经问过我西藏的问题。我在地图上指出西藏是我们的国土（他们的地图也是这么标的），当时，他们见我的态度很坚决，就很快转移了话题。我至今不清楚他们是赞同我的看法，还是为了尊重我而放弃了讨论。去年在巴塞罗那参加OpenOffice.org年会时，当地的记者对我进行采访时，最后一个问题是：你对中国政府关于言论自由包括网络信息的限制有什么看法？如果你不方便，你可以不回答。我当时回答道：我认为你们西方媒体过于关注中国的负面新闻，如果你们能从中国进步、开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你会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回答出乎对方的意料之外。只是，因为我不懂西班牙文，所以我也无法跟踪最后的报道。我认为他们许多人确实很不了解中国，但这种不了解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97年时，我就对西方朋友说过，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了解远超过西方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对不了解中国的人作些宣传，也许可以很快的改变他们。但对中国怀有偏见的人，如卡弗蒂，任何解释都是无效的，我们应该采取别的办法。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敌人。我们不要害怕敌人的存在，像美国，没有敌人还要创造敌人以保持自己军队的战斗力，并把敌人的存在作为国内发展的驱动力。
加入WTO，不是我们融入到“文明世界”，而是，我们参与到“西方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中。如何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按照“西方规则”参与合作、竞争和斗争，是我们的课题。在国际交往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我们只有基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友善地对待我们的朋友，痛打我们的敌人，让那些敌人感觉到和中国为敌的痛苦才是最有效的斗争策略。
比如，网民们揭露CNN及卡弗蒂的种族歧视言论，强烈地要求他道歉，华裔到CNN总部去示威抗议等等，这些方法虽然还是不能促使他道歉，但至少会让他感受到压力。最近两位南京市民准备起诉卡弗蒂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换言之，我们对这些“敌对”分子，一定要坚定的采取合适的方法与之斗争到底。和这些人打交道，只有让他们感觉到痛了，他们才会服软。想想，巴黎火炬传递过去后这么久，我们才等到来自法国大使迟到的“歉意”。冲击金晶的一幕因为铁证如山，并且中国网民的全球性声讨，抵制法国货行动见到了效果，才有了这迟到的“歉意”。
对友好的人友好，对我们的“敌人”我们做好斗争到底的准备，只有我们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打痛“敌人”，才能促使“西方文明世界”认真的反思；让他们尝到对中国“傲慢加偏见”会产生严重后果，他们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傲慢。我们应该记住，在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我们的志愿军战胜了“联合国军”，所以在越南战争中，我们的警告就可以有效的阻止美国军队越过我们划定的“17度纬线”。
在此类事件中，我反对“以德报怨”，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孔子的观点：“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当然孔子也反对以怨报怨，他的主张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我们只是要分清哪些是敌人，哪些是被蒙蔽的人。像卡弗蒂，很明显就是敌人；巴黎的大多数民众可能是被蒙蔽的人，但肯定是我们的敌人发动的。
我不认为，我们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能成为美英式的朋友关系。试想，要成为美国的“真正”朋友，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太大：就是需要我们俯首贴耳。英国人总是跟在美国的后面，所以他就找回了在世界范围内“发号施令”的感觉。日本人听美国的，是因为他被美国人牢牢的掌控着。我们不可能这么做。所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尤其是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事情上，决不能让步。
我很反感我们在贬义化“愤青”、“愤中”。当我们国内出现爱国言论和行动时，总是有一些非常“理性”的人，很快地站出来反对，把这些言论和行动贴上“愤青”、“愤中”的标志，并且还刻意把所有的过激言行都归纳到“愤青”一族。我们国人似乎总是羞于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许多时候总是会怀疑高喊“爱国”的人是否有别的目的。愤青、愤中成了许多“理性”的人嘲讽爱国人士的最好名词。对此我想说的是，爱国是需要理性，理性也会让爱国更有力量，但正常地表达愤慨、正常地表达爱国之情，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归结于非理性。曾看过草根名博Acosta的文章《让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有尊严》，这句话在国外不需讲，在中国就需要，因为我们有太多“理性”的人了。
我也被人贴上了“愤中”的标签了。想想也是，二十多年前，我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是愤青；经过二十多年了，自然成长为“愤中”了。当然了，这段时间，我和许多国人一样，自然是愤怒的中国人。
